牛来了 同为兵团司令，为何邱清泉很尊敬孙元良，却把李弥骂得不敢露头？

提起孙元良这个人，可能没有胡宗南、宋希濂、杜聿明、黄维等黄埔一期生名气大，但他却是最后一个辞世的黄埔一期生，能在103岁寿终正寝，肯定有其过人之处——孙元良可不像另外一位“百岁名将”那样活得“滋润”，他是从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闯过来的，被包围在陈官庄的三个兵团司令，邱清泉战死，孙元良最先突围，居然没有受伤，而他的参谋长张益熙和两个军长胡临聪、汪匣锋则是一死两被俘。

有资料说胡临聪“1949年12月随第十六兵团起义”，那显然是不准确的，这一点时任“总统府少将参军、战地视察官”的李以劻在《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》中写得很清楚：“（19468年12月）六日夜，孙元良将火炮全部破坏，割断与各方联系的电话线，开始突围。次日在解放军堵击下该兵团即全部被歼。所辖第四十一、四十七两军军长胡临聪、汪匣锋等为皖北军区部队所查获，只孙元良藏躲在老百姓床下未查出，侥幸逃出重围。（本文黑体字，均出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（之三大战役）》）”

杜聿明在回忆文章中也承认：“第十六兵团在解放军天罗地网下突围，除孙元良个人只身化装逃走外，部队大部被歼。军长胡临聪、汪匣锋等将领均被俘。这个兵团就是在我的张皇失措之下糊里糊涂完蛋的。”

参谋长战死，两个军长被活捉，兵团司令孙元良却跑掉了，而且似乎逃得比李弥安全，李弥逃跑的时候其实是早有准备且很狼狈的——他是穿着伤兵衣服蒙混过关的。

不管怎么说，蒋军的兵团司令在关键时刻抛弃部队孤身逃跑都是“习惯”，黄维、胡琏等人坐坦克车往外逃，也是连副官都不带，要不是黄维的坦克出故障，他也溜掉了，就连杜聿明邱清泉，逃跑的时候也很不体面，第二兵团少将参谋长也参与了那场搞笑的暗夜逃亡：“杜聿明走在第一，邱清泉第二，徐州警备司令谭辅烈第三，我走在最后，四人鱼贯地右手搭在前一人的左肩上，由第二〇〇师工兵营营长做向导，由陈庄西南方缺口突围。我们出陈庄后，因人马拥挤，加以天黑不辨方向，转瞬我就和他们失去了联络。”

生死关头，包括邱清泉在内，没有人不想逃活命，在山穷水尽之前，他们可是十分嚣张的，尤其是那个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，在包围圈里除了喝酒睡觉跳舞，就是欺负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，时任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都有些看不下去了：“邱公然从电话中大骂李弥，李也不甘示弱地反唇相讥，由电话中的争吵发展到不见面，有如仇人。突围的前三天，李弥兵团的防线，首先被解放军突破。李弥的指挥部完蛋的时候，邱清泉便又大骂起来，李弥只好躲在杜的掩蔽工事中，整天不敢露头。有关上层国民党军头目间的矛盾倾轧，是一言难尽的。”

邱清泉对李弥疾言厉色，但是对孙元良却很尊重，不是称其为“良公”，就是称其为“副主任”，这在当时的礼仪中，是很尊重的表现了。

当年有文化有身份的人基本都有名有字，比如杜聿明字光亭、邱清泉字雨庵、李弥字炳仁，笔者却没找到孙元良字什么，可能是孙元良另有名而“元良”是他的字也未可知。

孙元良父亲当过清朝知县，叔叔孙震字德操（时任徐州“剿总”副总司令），孙元良只有名没有字是不太可能的，我们从邱清泉对他的称呼中，似乎可以认定“元良”是字而非名——当时的规矩是下属或晚辈称长官基本是从字中选一个字加上“公”字以示尊敬，比如李德公、白健公、程颂公、刘经公，可能是邱清泉觉得称孙元良为“元公”不太好听，就直接称其为“良公”了。

邱清泉一向眼高于顶，对老长官杜聿明似乎不曾称公，而是直接称其为“总座”，却当着杜聿明的面称孙元良为“良公”，杜聿明还把此事记录了下来：“孙元良和邱清泉仓皇地来找我。邱对我说：‘孙副主任认为目前情况不利，要重新考虑战略，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，请他再讲讲，我们研究一下。’……孙是一个善于讲话的人，讲得十分动听。邱清泉连称：‘良公的见解高明。’”

邱清泉对杜聿明称孙元良为“副主任”，称赞孙元良时直接称公，这都是很有礼貌的表现，但是怒骂李弥的时候，却是没鼻子没脸，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有趣的问题：同为兵团司令，为何邱清泉对孙元良毕恭毕敬，却把李弥骂得不敢露头？

粗略看一下当年被围困在陈官庄的三个兵团司令的学历和履历，我们似乎能找到两点原因，其中第一就是邱清泉对孙元良的第一个称呼——孙副主任。

当年徐州“剿总”有两套班子，总司令部以刘峙为总司令，杜聿明、孙震、刘汝明、冯治安、韩德勤、李延年为副总司令，李树正为参谋长，章毓金为副参谋长；负责实际作战的前进指挥部以杜聿明为主任，孙元良、赵家骧为副主任，舒适存为参谋长，文强、刘伯中、吴宝云为副参谋长。

官大一级压死人，邱清泉只是第二兵团司令，既不是“剿总”副总司令，也不兼前进指挥部副主任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孙元良比邱清泉“高半格”——如果杜聿明出了“意外”，那么孙元良就可能递补为正主任，尽管邱清泉曾想把杜聿明劝离陈官庄并取而代之，那也只能是想一想而已，根本就不能实现。

老蒋在前方指挥机构的设置上叠床架屋，就是为了一个出事另一个能补缺，论资排辈，也得先上孙元良、赵家骧，还轮不到邱清泉。

邱清泉和杜聿明、孙元良、李弥虽然都是中将，但中将和中将并不是完全平级，因为有的中将是铨叙军衔，有的只是职务军衔，比如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，他那个中将的含金量就不高。

邱清泉在1948年9月只是第二兵团代理司令官（司令官是杜聿明），10月16日，才正式升任第二兵团中将司令官，而孙元良则是从重庆警备司令改任第十六兵团司令，资历比李弥老多了。

说到资历，我们还不能不提一下学历——虽然都是黄埔军校毕业，但孙元良是一期的，邱清泉是二期的，李弥则是四期的。

成龙一直对洪金宝十分尊敬，因为洪金宝是大师兄，同样道理，邱清泉是孙元良的“师弟”，李弥的“师兄”——邱清泉虽然很嚣张，但对黄维、宋希濂等一期学长，还是要保持一定尊重的，杜聿明曾短暂离开徐州去东北，邱清泉反对宋希濂来接手，但跟文强抱怨的时候，在称呼上还是保持了礼貌：“我就不相信在徐州前线没有接替的人才，也不相信老宋能统帅机械化部队，刘老师（刘峙曾为黄埔军校最早的战术教官）如此不能知人用人……”

邱清泉脾气是很暴躁，但暴脾气不等于没文化，他见了刘峙不是称“经师”就是称“经公”，再不济也得叫一声“总座”，同样道理，他对黄埔一期的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副主任孙元良，即使心里不十分尊重，表面上的礼节还是要讲的。

邱清泉和李弥都是生于1902年，孙元良生于1904年，邱清泉对同岁的李弥骂不绝口，却对比自己小两岁的孙元良称“公”，除了职务和资历外，应该还另有原因，至于孙元良的叔叔孙震是中将加上将衔的徐州“剿总”副总司令，那还真不很重要，因为冯治安和李延年也是副总司令，邱清泉似乎对这两人没什么敬意。

孙元良在淮海战役中的表现如何，我们从邱清泉称他为“良公”并赞其见解高明的那番话中就能看出一点点——当时力劝杜聿明别管老蒋瞎指挥，直接带着部队逃出去再说：“目前东北大军南下，我们攻击进展迟缓，掩护阵地又处处被突破，再战下去前途不乐观，现在突围尚有可为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目前只有请主任当机立断，才可以拯救大军。”

邱清泉敬孙元良而辱李弥，还真不是“凭实力”看人下菜碟，因为孙元良的实力并不如邱清泉，这一点李以劻曾做过评比：“邱兵团在素质上较优于其他兵团，在蒋介石和刘峙心目中，这是一个王牌兵团，攻击能力与机动能力相当强，但它的缺点是打野战有锐力，而守备的坚韧耐力则比较差。第十六兵团孙元良在素质上比邱兵团差，却与李兵团差不多，在作战力量上比李弥部强一点，但政治上不如李弥部对蒋集团忠诚。严格来说，李兵团比孙兵团强一点。该兵团是川系部队，善于防御作战。”

邱清泉对孙元良比较信服，可能还因为他们被包围前的11月5有过一番争论，那天顾祝同、郭汝瑰与邱清泉、黄百韬、李弥、孙元良等商讨究竟是“守徐”还是“守淮”。孙元良提出徐州易攻难守，补给线拉得太长，又是一个突击孤点，开封、洛阳、济南均已失陷，不如退守淮、蚌，补给线短。前面凭淮河天险，后面有重叠山峦，右面是湖沼地带，可以节约兵力，但邱清泉、黄百韬反对，尤其是邱清泉反对最为坚决：“徐州既设阵地，又有储备粮弹，乃兵家必争之地。既为我所有，又何必撤退呢？我们有铁道、公路，并有空运，补给方面何难之有。徐州我们不仅要守，而且要以此为基点夺回失地。”

孙元良并不愿意到徐州参战，还对着负有督战之责的李以劻直言不讳：“徐州是死地，消灭黄百韬兵团的是国防部，陈毅主力十几个纵队南下，离新安镇一百里时，还不让该兵团西行集结徐州，反要黄百韬掩护第四十四军，贻误良机，为了救一个军而害了五个军。这样指挥，安得不败！现在敌人在整理部署，如果我们再等待不撤，那将来只有坐以待毙，目前之局势能救多少算多少……”

事实证明，那场争论是孙元良对了，邱清泉错了，所以后来孙元良在包围圈里再说话，邱清泉就比较信服了。

李以劻认为邱清泉能攻，孙元良善守，两人的在战斗中能实现互补，但大家似乎还知道孙元良另一个绰号，说他很“善于奔跑”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孙元良在陈官庄率先逃跑而且逃掉了，在这一点上，他确实比邱清泉“聪明”。

大兵团作战，一线将领不但要懂战术，还要懂战略，邱清泉、李弥、孙元良在淮海战场上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，那么在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看来，这三个兵团司令按综合能力排序，孙元良和邱清泉谁应该排在第一位？最差的是李弥还是孙元良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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